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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跨境并购降温 ,是遭遇瓶颈还是理性回归?

2018-03-13 08:30   来源:未知

  

  2017年头两个月,此前火热的中资企业跨境并购开始降温。

  经过呈现井喷态势的2016年,2017年1月中国境内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为532.7亿元人民币(约合77.3亿美元),同比下降35.7%。

  2016年,在活跃的全球并购市场中,中资企业跨境并购交易出现激增,交易规模和数量都令全球并购市场侧目。

  来自全球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数据显示,中资企业在2016年宣布完成或已接近完成的跨境并购交易金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2261亿美元,是2015年的两倍多。其中,中国化工收购瑞士种子及生物技术农业综合企业先正达(Syngenta AG)的交易规模达到469亿美元,是迄今为止中资企业规模最大的海外并购案。

  在分析中国近期资本流出的原因时,多家市场研究机构已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视为主要推动因素。而在跨境并购中可能存在的资产转移现象也受到监管层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2016年三季度资本账户录得创纪录的2075亿美元逆差后,监管层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管控逐渐收紧。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认同,监管层仍然支持以战略性并购为目的的跨境并购交易,管控主要针对大额非主业的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但是业内人士也对监管政策的不透明和细节不清表示担忧,因为这会增加交易成本。

  摩根大通并购团队的报告指出,中国监管层仍会继续支持战略性海外并购,监管和审查对成熟中国买家的战略性对外收购影响有限,但是投机性的金融和房地产投资、包括中资公司从外国交易所退市等性质的交易会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普华永道也预计,监管新政对于海外并购的影响将会逐步显现,但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跨境并购预期将继续被政府鼓励。总体而言,2017年中资企业海外并购将稍低于2016年的并购高潮,但在2018年可能继续创下新高。

  降温背后

  2017年头两个月,中资企业跨境并购逐渐冷清下来。来自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7年1月-2月中资企业达成的跨境并购交易有101宗,金额为207.6亿美元,而去年同期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2宗和767.2亿美元。虽然跨境并购的数量没有大幅下降,但是大额并购交易明显减少。

  除了新增的交易规模显著下降,已达成收购协议待完成的并购交易也出现更多不确定性,包括备受关注的中国化工收购案。

  中国化工于2月23日发布声明称,将对先正达的469亿美元收购要约进一步延长至4月28日。这已是第六次延长收购要约期限,此前收购要约设定在3月2日到期。中国化工表示,预计收购要约将延长至所有要约条件得到满足为止,包括得到所有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在内。

  此前在2016年12月,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管局等四部门就对外投资表示,密切关注近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这一表态印证了市场对于跨境并购政策收紧的预期。此前《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中国拟收紧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管控,对部分业务实施规范监管,包括交易额在100亿美元及以上的特别大额对外投资项目、国有企业境外购买或开发中方投资额在10亿美元及以上的大宗房地产项目以及中方投资额在10亿美元及以上的非主业大额并购和对外投资项目。

  在随后出台的一系列监管政策中,防范风险被反复强调。1月7日,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强调战略规划引领、坚持聚焦主业,明确央企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1月9日,银监会也发布相关规定,从融资渠道规范银行服务企业“走出去”。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可以被视为监管层应对资本流出的努力,这也是在资本外流压力加大情况下的必然选择。而跨境并购监管政策收紧的原因则在于,一方面中国资本流出的推动因素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可能存在利用跨境并购的资金出境进行资产转移的现象。

  招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指出,随着企业外债去杠杆进程基本结束,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2016年中国资本流出的第一大项。

  而且有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项下出现了一些异常变化。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看来,跨境直接投资属于比较稳定的中长期资本流动,但是在中国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变化。

  管涛指出,2015年“8·11”汇改之前,每个季度的ODI项下的平均净流出是323亿美元,但是“8·11”汇改之后的2015年三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每个季度平均净流出596亿美元。他认为,资产荒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这种应该是中长期的、稳定的资本流动,短期内出现了这种飙升,可能就是不太正常的了”。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里面不能排除有利用跨境并购的资金出境进行资产转移的现象。某股份制银行总行国际业务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银行主要是看标的的。一个认真的企业,谈的标的都很好。一个纯粹为了资金出境的企业,就会找一些莫名其妙的项目。”

  瑞银的研究也指出,2016年前三季度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800亿美元,同比增长45%。但商务部数据显示,其中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投资不到10%。面对资本继续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监管层不可避免地选择进一步收紧资本管制。

  除了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投资较少,2016年的多宗大额跨境并购案也涉及监管部门密切关注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等领域。如海航集团斥资65亿美元收购希尔顿酒店集团25%股权,以及在去年早些时候退出对喜达屋(Starwood Capital)的竞购后,安邦保险以5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另一家酒店集团Strategic Hotels & Resorts Inc,而喜达屋的部分资产则被中国人寿以20亿美元收入囊中。

  不确定性增加

  面对海外并购的监管政策风险,建投投资的投资官张弛认为,中国很多产业已到了需要做并购的阶段,虽然有些动作确实需要规范,但是监管层也很难通过政策去限制产业发展必须要做的事情。

  张弛表示,从建投投资操作层面观察,并不认为监管政策在收紧。“我们感觉到监管部门对规范的投资、对产业有价值的投资是支持的。”

  多位业内人士也认同,监管层仍然支持以战略性并购为目的的跨境并购交易,管控主要针对大额非主业的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但是业内人士也对监管政策的不透明和细节不清表示担忧,因为这会增加交易成本。

  在某外资投行并购业务负责人看来,并购交易的卖家最为关注就是两件事,一个是交易价格,另一个就是确定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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