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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的危害根源不只是高利率监管应着手5大方面

2018-05-26 01:04   来源:未知

  

  社会各界一般把高利率与高利贷划上等号,包括监管部门与专家学者在内,一听超过24%或36%的年化利率就迅速举起道德与法律的旗帜予以痛击,有的人甚至听到百分之十以上的年化利率就诉之以“高利贷”的恶名。银监会、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最近在对现金贷的清理整顿中,也明确对超利率上限的平台要进行清理的态度。究其原因,仍在于大家未搞清“高利率”与“高利贷”的区别,片面理解了市场利率。

  一、高利率贷款≠“高利贷”

  高利率贷款一般是指超过一般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高利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的信贷市场,并无一个固定的标准。法律层面为了保证裁判的可执行性一般会设定一个绝对值,但这个绝对值从未有任何科学依据。但现实上,很少有法律能够对高利率进行有效直接打击,大都对高利率不予保护而已,如果出借方不涉及强迫、暴力等违法犯罪行为,基本不会在刑事上予以惩罚。

  高利贷如果仅从字面上讲,就是高利率的贷款,两者并无什么不同,前者更不直接代表罪恶。但由于宗教、社会习惯等历史原因,社会公众普遍给高利贷这个词赋予了道德与法律层面的负能,将其与掠夺、欺诈、暴力、罪恶相捆绑,导致这个词出现异化。

  如果不涉及到延伸出来的负面因素,高利率是借、贷双方在完全公平、你情我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而且如果在借款人违约的情况下,贷款人仍是通过合法手段来予以清收,则完全符合利率市场化的规律,可以充分实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增加借款人选择空间的作用。

  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即过高利率必然会增加借贷双方交易失败的机率,从而激发社会矛盾,容易催生社会软、硬暴力行为的发生,过分放纵超高利率从概率上讲是有害社会的,因此从法律与监管层面对利率作一定的上限规制是符合社会需求的,要是必然的选择。

  国际社会在对高利率贷款方面的管控也明显分两大阵营,一是直接限制高利率贷款,课以高利放贷等相关罪责;二是给出法律保护的利率区间,对超过利率的交易行为区别对待,一般只打击由此产生的欺诈、暴力等违法、犯罪行为,并不在主动打击高利率放贷。事实上,就是第一种做法在实际执行中也大都只起到威慑作用。

  综上所述,高利率贷款与高利贷在事实上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义。前者仅仅是利率很高,但借者、贷者之间两相情愿,诉求对等,一旦产生违约,并不必然引发暴力等违法问题;后者大都出于获取暴利的目的,一旦不达目的就采取各种软、硬暴力催收,甚至初始就采用了欺骗、掠夺等手段。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应该谴责与打击的“高利贷”。

  二、衡量利率的高低,要视不同信贷产品、不同借贷环境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用年化利率来衡量;评价高利率信贷产品的负面影响大小,还要考量“利息绝对值”这一概念。

  从信贷机构的成本分析,一般包括资金成本、效率成本、风险成本、管理成本等方面。机构的资金成本相对稳定,风险成本、效率成本、管理成本差异较大。简单地说,发放一笔1000万元的的贷款,与发放100笔10万元的贷款,其管理成本、风险成本、效率成本完全是不同的;同样发放一年期的贷款与发放一个月甚至几天的贷款其管理成本、风险成本、效率成本更是不同。

  对大中型企业发放大额贷款,一般信贷机构的人员数量少、人力成本相对较低、机构贷款投放效率高、风险成本小(这类企业大多财务透明、历史数据齐全、抵押率高、信息容易对称)。同时,借款人对信贷机构审批效率的要求较低,信贷机构也有充足的时间来识别风险,因此利率水平一般较低,远不可能触及年化24%-36%的控制线。

  对小微企业、小微商户的中小额借款,特别是单笔10万元以下的借款,一般机构的人员需要量大,人力成本高,人均单产一个信贷员很少能保持500万元余额一年,机构发放效率低,风险成本大(财务不透明、历史数据不全、抵押率低,甚至纯信用)。相对而言,借款者对机构的效率要求较高,借款要快,信贷机构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识别风险,因此利率水平一般较高,大部分会在16%-36%的控制线左右徘徊。部分金额不足2万元的小微商户、农户贷款,金融不发达地区的银行投放利率一般都会达到年化16-24%(一般用等额本息的方式计算,实际复合利率接近标称的近一倍),非银行类信贷机构一般都在24%-36%以上,因为低于这个收益,机构去掉运营成本与不良率,基本都无法盈利。这类贷款显然大部分也是良性的。

  对特别小额或特别应急等信贷需求来说,很多成本更容易产生极端变化的。以现金贷为例,为种无须抵押的小额超短期贷款一般单笔投放在3000元左右,目标客户均是次级信贷人群,其依赖的授信依据是借款人的简单征信、网络能收集到的信息及薪资记录等非常有限的资料,具有简单易操作、申请门槛低、快速到账、风控简单化等特点,主要依靠风险模型的有效性及概率取胜。这种贷款平台未成规模前的运营成本高、后期纯技术操作、机构发放效率会提高,但因是贷款周期极短,金额极小,其实际计息积数及机构投放效率与银行大额贷款不可相比。同时,因为这些借款人往往需要当天到帐,纯线上的有限风控导致不良率大幅度上升,又容易被未来突发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同行恶性竞争、过度供给所摧毁。在运营成本高、风险过大、机构放款效率低(指规模效应)、借款人速度要快的情况下,利率不超过年化36%机构基本覆盖不了成本。如果刚性规定用年化36%进行约束,这个信贷产品基本不能成活,因为这是典型的要依靠超高收益来覆盖超高风险的产品。

  与此类似的还有民间的三天至十天的过桥类融资,同样是效率、风险成本与常规一年期信贷产品存在巨大差异的另一类产品。对这类借款人而言,这是特殊情况下的便捷、应急之举,时间、效率被借款人视为整个信贷成本中的最有价值的地方,完全可以对冲短期高息的代价。在这种需求下,信贷机构的风险成本、投放效率成本都是极其之高的,如果不获取超高的瞬间收益,机构是不可以持续的,而这种瞬间收益如果折算成年化利率,显然是奇高无比,但又的确符合市场规律。因此,如果统一用年化利率来管控所有的信贷机构及所有的信贷产品,显然容易导致短期与超短期信贷产品供给不足,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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