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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年轻人更宽容

2018-02-28 04:48   来源:未知

  

近日,马里兰大学杨舒平的毕业演讲经媒体炒作迅速引爆互联网。毫无疑问,以兜售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主营业务的媒体在这起事件的背后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而“辱华”向来是国人的敏感点,深谙此道的媒体运用娴熟的炒作技巧成功地制造了热门话题。面对汹汹舆论,杨舒平公开致歉。然而,不少媒体不肯善罢甘休,依然对她穷追猛打。

杨舒平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当媒体和国人拿起他们的如椽大笔正义凛然地批评她的时候,可曾想过她只是一位刚过20岁的年轻女孩?这个年纪正处于价值观塑造的阶段,任何人价值体系的构建都必然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与杨舒平一样,我在读大学时也曾过度崇拜美式民主和自由。在此之前,我曾是毛泽东和《环球时报》的忠实拥趸。出生于湘潭附近的我,崇拜毛泽东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传统。到了高中,学校订阅的《环球时报》成为我最钟爱的报纸。当时,《环球时报》为我打开了一扇概览海内外热点问题的窗户。《环球时报》富有煽动性的语言风格和选择性叙述的笔法,令年幼的我常常对祖国的坎坷命运忧心忡忡,也对祖国坚韧前行的精神热泪盈眶、热血澎湃。进了大学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阅了龙应台的《野火集》、熊培云的《思想国》、刘瑜的《民主的细节》、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短短一个月之后,我放弃了长达四年阅读《环球时报》的习惯。这些作者对人性和制度的思考,使我获得了看待国家和政府的全新视角,而不再视个体为由集体和国家定义其意义的存在。

但是,当这种启蒙意识遭遇了现实社会的冲击后,我的逆反心理滋长、放大。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就自然地成为某种理想的乌托邦。当时的我,比起杨舒平,对中国体制的反感更为激烈。但有趣的是,前往英国读书后,我的思想和价值观却再次发生转变。伦敦大学联盟中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国王学院、伦敦大学学院被称为欧洲乃至世界“左翼”的大本营,而我更是师从著名左翼政治哲学家Alex Callinicos教授。这段求学经历帮助我从更为批判性的角度,去理解西方各国的政治体制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对西方国家不再盲目崇拜,也更为现实地理解中国和其它威权国家体制演变的逻辑和存续的合法性。倡导“审慎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西方教育鼓励学生在较为全面地理解不同观点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这帮助学生打破意识形态和固有偏见的藩篱,而这,是中国教育所缺乏的。

其实,杨舒平演讲最大的问题在于她并没有展现出她对“自由”的审慎思考。她的演讲原本只是肤浅,媒体和许多国人却解读出了“辱华”的意味,指责她刻意讨好美国,败坏祖国声誉。即便她真有这样的动机,责骂和教育便足矣,何至于人肉和谩骂?那些正义凛然的“爱国者”们是否想过,这种压力对于一个正处青春勃发、思想迸放时期的青年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这个年龄的人所应当承受的吗?

可以理解,青年阶段容易受到激进和保守等各类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近现代历史当中,青年人在世界各国的平权、民主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的五四运动及建国以来的各类政治运动,也概莫能外。而正是由于青年人需要经历价值观逐渐成熟的过程,社会对年轻人尤其需要更多的宽容和耐心。要知道,那些凛然指责杨舒平的国人当中,又有多少人曾经在28年前热血沸腾地呼唤着“普世价值”?当他们一些人被体制吸纳,成为“普世价值”的反对者时,可曾想过自己也曾经是杨舒平?又有多少人曾在年轻时参与各类政治运动给他人造成了生命中难以磨灭的苦难?时至今日,他们又有多少人为此道歉?既然他们犯了更为严重的错误都可以得到体谅,甚至遗忘,那我们以及他们本人难道不更应该怀有包容的心态去看待杨舒平这样的年轻人吗?更何况,杨舒平何错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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