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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40年的思考,究竟期待什样的青年

2018-05-27 06:00   来源:未知

  

高考作文:我们究竟期待一个什么样的18岁青年?

与法国高中会考作文相比,我们的高考作文题非常缺乏对一些基本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命题的关注,非常缺乏对古今中外经典的思辨式考察。

文丨特约评论员 戴志勇

跟往年一样,高考第一天,全民都在热议高考作文。不像数学压轴大题没多少人能做得出,作文嘛,谁都能说上几句,参与感强,话题性也很强。不同省市的卷子拿出来一比较,还能评点一番各地出卷老师的水平高低。

究竟什么样的作文题目是好题目?如果觉得这问题不够清晰,还可以换个问法:我们究竟期待一个即将成年,成为公民的青年人,有怎样的品行与思维能力?通过一篇什么样的文章,能对之做出大体判断?

沿这个思路,窃以为,但凡能让一个18岁的年轻人真实展现其品行与思维能力的题目,就是好题目。做不到这一点,就不算好题目。

写作文,一个最基本的品行是什么?修辞立其诚。如果一个题目,不鼓励学生说出真实的想法,而是诱导其说一些“政治正确”的话,这就算不上一个好题目。

比如2017年北京卷,让考生假想“2049年拍摄一幅或几幅照片来显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成就”,就带有比较浓的单一思维取向。

本来,2049的中国是什么样,这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题目。谁都期望自己的国家能欣欣向荣,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局势乃至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数。当下的中国面临哪些挑战?2049年,这个沧桑古国的现代转型究竟会走到哪一步?目前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这既考考生的家国情怀,也考他对当前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理解深度,更考他对未来的预测与分析能力。

用“一张或几张照片”来显示“辉煌成就”,考生还有多大的空间展现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呢?如果有的考生认为人工智能和国际局势可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他该怎么去想象这个“辉煌成就”?

考试要求考生“不得套作,不得抄袭”,但对好的出题者而言,还得“不得设定或隐藏或显的唯一正确答案”。

类似的题目,还有让考生在一带一路、共享单车、长城、广场舞等等词汇中挑出两三个,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的。本来,这是一个更接地气的好题目,它向“死读书”的象牙塔式应试教育提出了挑战,要求教师和学校引导鼓励学生更多地关注活色生香的现实。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考生能在多大程度上向外国青年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们的思考,能够由表及里走多远?会不会写着写着,就踩到了阅卷老师心里的红线?而我们的高考作文,本应期待考生的思考越深刻越好,行文越真诚越好。

倒是“重读长辈这部书”,能非常好地从人际智能、家族亲缘、历史意识这些角度,考察出一个考生的品行与思维能力。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可能经历过青春叛逆期,可能有一些观点与长辈永远无法取得一致,究竟有哪些分歧?他怎么看待这些分歧?理由是什么?做得又如何?这样一篇文章,比较容易从根上看清楚一个十八岁年轻人的真实心性、独立思维能力的高低与为人处世的能力。

与法国高中会考作文相比,我们的高考作文题非常缺乏对一些基本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命题的关注,非常缺乏对古今中外经典的思辨式考察。

尊重所有生命是一种道德义务吗?

我是由我过去的经历所塑造的吗?

政治与真理无关?

艺术作品能培养我们的感知力和领悟力吗?

科学是否只是在确认事实?

拥有选择权是否就意味着自由?

我们是否应该为获得幸福而穷尽一切手段?

工作是否能让人自我发现?

评述笛卡尔在1645年与伊丽莎白公主通信中的一段论述。

……

这些法国高中会考作文题目,分别触及到人之为人、科学之为科学、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本追问。一个18岁的青年人,理应开始思考这些带有哲学含义的问题。

我们究竟期待一个什么样的18岁青年?他应该开始思考我之为我,生命之为生命,工作之为工作,国家之为国家,世界之为世界的种种命题,而不是头脑中装满了各种各样僵死的知识,乃至各种各样的范文,却没有自己的真实生命体验、对社会与自然现象的观察与深入思考。

问题在于,一位中学校长跟我说:“我们做过研究,同一篇作文,给九种老师改,百分制,给40分到90分不等,差异有这么大。”如果将来我们学习甚至采用法国这样富有思辨、开放性的作文试题,谁来判分、该怎么判分,恐怕是我们首先必须要达成一个大体性的共识,起码要给予判卷者足够的信任和容忍度。

*许纪霖:高考恢复四十年的思考

今天的高考制度既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既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这就是今天的高考制度。

作者: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今年是文革结束之后高考恢复四十年。高考,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许纪霖教授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届77级大学生。在2007年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时候,他在广州的公众论坛做专题演讲,谈对高考制度的思考,十年之后,当衡水中学模式在各地扩张,同时又受到了抵制的时候,许纪霖教授的这些思考依然有其现实的价值。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第几次来广州来做演讲,但是以前大部分都是在中山大学,面对是我的同行或者学生,讲的都是一些带有公共性的学术专业题目。我很感谢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的朋友们,给我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到非常著名的公众论坛来和各位朋友直接见面,来谈一谈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高考的问题。

三十年前的九月,我记得我正在从重庆到上海的船上,当船经过三峡的时候,船上的广播突然报告了一个消息,说从1977年开始将恢复高考。那时我是一个知青,正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农场务农。有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如果在农村的话,你不知道你以后未来的前途是怎样的,虽然你有很多知识和理想,但是你不知道命运以后会怎样安排你,你是在被命运安排。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曙光,我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感觉就象是我坐的船一样,轻舟已过万重山,接下来将是一片开阔的水面。

果然,在几个月以后,我通过高考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这样一种经历,实际上不是我个人的,是当年参加文革之后第一届高考几万考生共同的经历,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各个媒体都在做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报道,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的命运是相同的,拜邓小平之福,我们个人改变了命运、国家改变了命运。

▲ 1977年高考恢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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