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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院长告诉你如何“终生学习”

2018-07-10 13:01   来源:未知

  

钱颖一院长告诉你如何“终生学习”

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解答了学习的三个基本问题学什么怎么学和为什么学,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和人比才更根本。 以下是钱颖一教授的观点: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这个命题并不是我最先想出来的。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来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在这篇文章中,弗来克斯纳对柯达公司创始人柯达先生认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发明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最有用的发明提出质疑,认为麦克斯韦尔(Clark Maxwell)和赫兹(Heinrich Hertz)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他写道:虽然麦克斯韦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也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后来马科尼的发明。弗来克斯纳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无用的知识。 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是抽象的理论问题,当时完全看不出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但是后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应用于市场中的拍卖问题,由于拍卖不仅应用于传统的艺术品,而且也应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所以它可以解决移动通讯行业中非常实际的问题。 再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这是乔布斯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讲的故事。他在当年大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门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在10年后他设计电脑上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作用。乔布斯这样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以上三个例子告诉我们,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在我们中国人中尤其突出。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做短期功利主义。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 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比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青睐。又比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课对实习或找工作有什么用。可是另一方面,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有趣的是,不少美国商界的成功人士,他们在大学本科读的是无用的人文类专业,比如投资银行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在哈佛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在耶鲁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网上支付公司PayPal联合创始人和前CEO、《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斯坦福的本科专业是哲学。 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会基于更加长远的考量。首先,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许多在大学里学的知识虽然一时有用,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变得过时了;第二,多数人在一生中要更换多次工作和专业,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早年在大学选择的专业不一样,甚至相距甚远;第三,人们对未来预测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  因此,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在学什么知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着眼于长期,不要急功近利。我们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非常有用的知识。 以上用长期观点来理解知识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识作为实现某种目的,诸如工作成效的一种工具。知识除了工具价值之外,还有内在价值。知识的有用性,不仅仅体现在能够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工具性方面,知识的有用性还体现在塑造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品位等丰富人生目的性方面。这就与下面要讲的育人相关。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在中学阶段,好学生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磨练出一套怎样学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 进入大学后,好学生就不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学得好的学生,而应该是好学的学生。学好与好学有很大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的接受,而好学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  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多年前,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当被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些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说: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 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好学源于好奇。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而且还往往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仅对获得好成绩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害,因为它让你不相信标准答案。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征。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一千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数以百计。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学教育中能够改变好学生的定义,并改变学习的方式。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并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有关怎样学的能力,可以伴随学生一生。人比才更根本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  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非常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括才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人作为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另一方面,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教育如何体现育人?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龙应台女士这样解读人文: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大学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三位一体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人比才更根本——这是我对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这三个基本问题的回答,是我这些年来从教育改革实践中悟出的教育理念。 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各个教学项目,包括本科、博士、硕士、MBA、EMBA中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革。虽然各项目的学生群体不同,学习阶段和学习目标不同,但是这些改革有一条一致的主线,就是把传统的、以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改变为三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即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在这个三位一体之中,我们首先强调价值塑造,之后是能力培养,最后才是知识获取,并且在实施中更加侧重长期有用的、以及有助于育人的知识。这正是对应着上述教育理念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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